幼儿园放假，开了几小时车，带着小朋友来到外婆家小镇上玩耍。几天过后准备回程，万万没想到，县城被封了。原本镇上的集市活动取消，屋顶上的大喇叭广播着互相禁止串门。开车想往别处绕道而行，一辆货车横停在小路中央，宣誓着县与县之间的主权划分，这一次算是亲身体会到了被人当作瘟疫对待的感受。

城市中虽然人与人的距离更近，划分封锁地盘时却会将一亩地详细切分，从区到街道到小区再到楼栋，尽量缩小影响范围。换到此时，人与人之间虽然相隔几十公里，病毒一次传播至少也需要半个小时。但因归属同一县名之下，本着简单便于操作的原则，不需要费心费力，大笔一挥，一人患病，全县同责。

此时脑子里面的画面是，你正坐在公司中开会，某人宣布需要在某个时间点完成某项任务，从今天起每人必须加班，以便顺利完成。问其原因，因为完成任务需要时间，加班会有更多时间，所以加班才能完成任务。逻辑严密，不接受反驳。至于你的约会、孩子、个人自由，那都不在集体的考虑范围内。

时间跳转到1961年，一个被人称为“死刑执行者”的人坐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受审。与人心中对恶魔的形象不同的是，此人不阴险，不凶横，外表看上去只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普通人，并且他还宣传自己拥有高于普通人的道德律令，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，所有的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。对于众人对其罪行的指责，他的回答是，自己仅仅只是作为一名军人，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已。“平庸的恶”由此得名。

脱离集体，回到个人身上，人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为了让自己活着而已。最近几天最大的瓜是众人守在屏幕前，期盼着祖国的统一。当网上各种分析文章漫天烂飞，大家花着自己的钱放着最亮的烟火给自己看时，我却无意中在《活着》里找到了答案。原来一切的一切都要怪当年少了福贵的那两颗子弹。他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用计保留下皮影，不但少造了两颗关键的子弹，还让其他人沉迷于皮影娱乐之中，可谓旧社会的毒视频。

写到此处，脑子里想到了两句话。第一句是邓爷爷说的“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”。第二句是鲁迅说的“有困难要上，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”。